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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作家叶舟:用109万字构筑“纸上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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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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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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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新书《敦煌本纪》 (译林出版社供图)

  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叶舟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一出手就是109万字的巨作。十六年的酝酿及准备,两年的精心创作,《敦煌本纪》横空出世——全书文采飞扬,高潮迭起,承载着敦煌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并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那曾是叶舟的一个夙愿:“我想为敦煌立传”。如今,他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用文字建造一座“纸上敦煌”,让莫高窟的文化永远留存在世间。

  近日,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叶舟。在他声情并茂地叙述中,他与敦煌、与《敦煌本纪》之间的故事宛如一幅幅画卷被缓缓展开。

  

   宏愿: 长篇巨著反哺精神家园


  一切从2000年说起。那年春节,叶舟因公出差去往敦煌。大年初一,闲来无事的他一个人徘徊在宕泉河两岸,凝望着莫高窟。“我一直热爱着敦煌文化,它是我的精神家园。那天,我抽着烟,坐在冬日暖阳的宕泉河边,天地之间仿佛万籁俱寂,一层层叠加上去的佛窟就好像横亘在天地间的一本大书。刹那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一部长篇巨著报答敦煌这座精神家园。”

  从那时起,叶舟就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构思。他坦言,这种浩荡的体裁写起来难度很大,一开始根本无从下手。当然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故事的核心——敦煌、少年和青春,他用这109万字构筑了一座“纸上的敦煌”。“首先,我在纸上建立了莫高窟这个‘信仰的王国’,并安放着不同的神灵。同时,我又在25公里以外的这个地方建立了沙洲城这个‘世俗的王国’,包括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庙、每一个书店、每一个警察局。这些在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但我把它们分别搭建了起来。为了丰富故事内容,我还在这座城外扩充了23个大型村落与氏族。”

  故事的框架总算构建完了,然而落笔时的第一句话却难住了叶舟,“就像从一团麻线中找线头一样,长篇小说的创作只要找到第一句话,其后就都顺了,但我最初就是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我写了好多遍,可每次写完之后都不喜欢,感觉这句话没有飞起来,没有想象力。”

  后来,有一次叶舟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返程时,朋友开车送他到机场。当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叶舟抬头看见了远方的落日:“恍然间,血红色的落日好似一个少年骑着一匹火红色的骏马,随着汽车急速奔跑着,一路往西,然后迅速沉在西头。我一想,沉在西头不就是沉在我的敦煌吗?这个画面正是我想写的少年的血气之勇啊!”血红色的落日让叶舟获得了奇妙的灵感。

  2017年2月18日的早上,叶舟来到办公室,擦干净桌子,泡上一杯茶,打开窗户,抽上一口烟,带着神圣的庄严感,写下了那段天启般的开头:“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

  回忆当时的情形,叶舟仍难掩激动:“我一看这段话铿锵有力,我找到了!”叶舟找到了心目中的第一句话,而《敦煌本纪》也随着这一句话就此开启了。

  

   过程:闭关写作宛如“苦行僧”


  事实上,这并不是叶舟第一次创作有关敦煌的作品。作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敦煌一直是叶舟多年写作的母题,他曾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等多部描绘敦煌的诗集、散文等。

  “我从小就对‘敦煌’二字格外痴迷。我总觉得这两个字组合在一块儿,会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叶舟告诉记者,从大学起,他便开始写诗,在诗歌中找寻那个“让灵魂能落地的地方”。“敦煌就是‘那个地方’,它是给予我无限想象与不竭动力的灵魂归处,是我诗歌版图的首都。”

  大学毕业后,叶舟成了一名记者,足迹遍布全国,但河西走廊无疑是他的最爱,也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探访,加深了叶舟对敦煌的热爱。他写敦煌、说敦煌、歌颂敦煌,但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却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次,也是国内作家的首次尝试。

  叶舟当然深知这份使命的沉重,更了解这项工程的浩大,甚至在创作之初,他便已预料这将是一部远超他以往作品体量的“厚重的小说”。为此,在创作《敦煌本纪》的两年内,他过着宛如“苦行僧”般的生活——其间,除了必须参加的会议外,其他活动他都一概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有任何一丝来自外界的诱惑干扰《敦煌本纪》的写作进程。

  而这本巨著的创作过程都发生在一座“老庙”里。“我习惯白天在办公室里写作,我的办公室就在我供职的报社内。那栋1952年建造的大楼有一个像庙宇一般的穹顶,所以我经常形容自己是‘寺庙’里的一个‘老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严格遵守着自定的写作纪律。”叶舟一边向记者描述着,一边用手比画着,细节之清晰、描述之形象不禁让人惊叹:这果然是个说故事、写书的能手。

  

   信念:驻扎在西北的“战士”


  叶舟的这一特性不仅体现在采访中,更深入其作品。据说,《敦煌本纪》中的人物和故事均有历史原型,同时,叶舟还在书中勾勒了一幅全景式的立体的地理图卷。远到新疆哈密、祁连山麓、乌鞘岭,近到沙州城里的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横交错,完全是为了情节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虚实结合、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

  为了能将人物、事件刻画得生动、立体且符合事实依据,叶舟做了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且都是用“双脚做准备”。叶舟笑道,“我去了无数次的敦煌,走遍那里的角角落落,实地考察、与本地百姓交流、向当地学者请教,同时所有从实地探寻的细节都得反复咀嚼、考究。当然还有例如查找资料、归拢历史、找到细节等相对常规的工作,不过那都是我的分内事,驾轻就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位文字工作者。”

  除了对历史原型的细致考察,《敦煌本纪》在还原真实性的方面也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比如说当我写到驼队,我就得搞清楚驼队的作息。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西部的驼队是早晨上路,夜间歇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中的驼队是晚上才出行。因为白天沙漠戈壁太热,高温时寸步难行,只有等到傍晚天气凉快下来,骆驼才能上路,并连夜赶路。”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沙漠饮水”“驼队用具”等大量细节,叶舟均以精雕细琢的态度进行真实再现。

  如今,叶舟终于用一本《敦煌本纪》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他坦言,这种满足感就像儿子报答母亲一样,“未来我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但我如同一个驻扎在西北的战士,永远行进在征途之上。我的文字疆域,还是在那个西北,在我所熟悉的百姓身上,在我坚守的立场上”。

  

   创作过程中曾遭遇身体不适


   对话

   广州日报:新书取名为《敦煌本纪》,有何特殊含义吗?

  叶舟:其实最初我将新作取名为《圣敦煌》。可是后来我一琢磨,这个名字好像与敦煌文化不够匹配。当时我特别焦灼,无数个名字在脑海中飞过,但就是没有一个掷地有声、够响亮的名字。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随意地翻阅书架上的书籍,翻到《史记》后,突然电光火石般灵光一现,本纪一般是写帝王的,而敦煌不正是我的文学版图中的“王”吗?那我的新书不如就叫《敦煌本纪》。

  广州日报:《敦煌本纪》总共109万字,是您在字数上对自己有特殊要求吗?

  叶舟:写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这部作品的字数大约有80万字到100万字。因为我觉得相较于敦煌的文化,如果《敦煌本纪》只有三四十万字,就太单薄了。这部作品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体量、一个文学的吨位,它是一个浩荡的工程,否则怎么能配得上敦煌呢?

  广州日报:《敦煌本纪》有109万字,出场人物上百位,前后耗时16年,您是依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叶舟:前期准备工作相对更难,实际创作大约花费两年时间。整个过程靠的可能就是使命感,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这本书一定要完成。其实,早年我曾荒废了多本长篇小说。比如,我曾计划写一本有关仓央嘉措的长篇小说。小说大约完成了25万字时,有朋友找我为电视剧写剧本,我便搁置了小说的创作。等我把电视剧这些事都忙完后,我发现我已经无法再重回那部小说的创作状态。

  过去的那些经历让我深刻了解了自己创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所以在写《敦煌本纪》时,除了必须到场的会议,我谢绝了一切与写这本书无关的工作、应酬、游乐,过着仿佛“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广州日报:在创作《敦煌本纪》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

  叶舟:万事开头难,写第一句话的时候确实难倒了我,但写完第一句话后,后面的故事就都顺畅了。但有一点,创作到中后期时,我遇到的最大的磨难是长期伏案写作带来的身体上的摧残,完全熬不住,而且我失眠很严重。余华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写长篇小说最后拼的是体力,而非别的。但我坚信,当我写完最后一句话时,完成作品后的巨大的愉悦感一定能让我不药而愈,这算是我的写作信念吧。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叶舟:莫高窟作为一个物质实体是有寿命的,当然现今科技发达,自有后人能修复壁画,但文化抢救工作更为重要。比如樊锦诗院长,她一生都在为文物保护与发展竭尽全力,她的脑海中有关敦煌的文化、历史等记忆都将是我们研究敦煌的宝贵财富。但她毕竟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不建议外界对她的采访工作流于表面,撰写一些与网上内容大同小异的文章。不如委派专门的机构,依照樊院长的作息,摆放几个摄影机,让她一旦想起什么,就能随意地漫谈对于敦煌的所有记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让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从我们身边流逝。


  采访手记


  叶舟本人很低调,相比社交,他似乎更愿意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书、写作。有趣的是,叶舟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兰州八中,以至于他的工作时间基本与兰州八中的学生同步——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就是叶舟的写作时间,一旦放学铃声响起,他的下班时间便也到了。叶舟甚至笑称自己是兰州八中的“编外学员”。

  而每天工作前,叶舟必定得先举办一场“小小的仪式”——早上走进办公室后,他得先把杯子、茶几、窗台都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认真地泡上一杯茶,吃几口干粮;待茶叶泡开,他再喝上好几口,直到喝透了自己,灵魂苏醒;最后点上一支烟,这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开始。如此讲究,终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本身于叶舟而言从来都是神圣的。

  当然,与人面对面交流时,叶舟也是极其善谈且亲切的。在采访过程中,他将一件件小事说得绘声绘色,极具画面感。当他听说记者未曾去过敦煌,也未曾看过莫高窟时,他便立刻找来几个遥控器模拟场景,以便更形象具体地讲述他眼中的敦煌。

  或许是记者出身的缘故,叶舟虽然个子不高,走路却极快——采访当天,叶舟身着黑色T恤,头戴黑色帽子,还背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双肩包,带着记者赶往采访地点时,总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前头,化身远处的一个“黑点”。此时此刻的他似乎并不是作家叶舟,倒更像行色匆匆的记者叶舟。

  但无论是作家叶舟,诗人叶舟,还是曾经的记者叶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夙愿,那就是为敦煌立传。因为叶舟知道作为一个物质实体,莫高窟是有寿命的,而他能做的就是让莫高窟的文化永远留存在世间。

正如采访的最后,叶舟说的:“我用小说这种形式记录敦煌,也是希望能为敦煌的文化抢救工作尽一份绵力。《敦煌本纪》便是我对敦煌的一次供养、一份信念、一种皈依。”转载《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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