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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书写敦煌是我一生的宿命

    在国内文坛,叶舟以诗人的身份闻名,曾出版《大敦煌》《边疆诗》《练习曲》等多部诗集。他瘦削,戴黑色边沿帽,T恤上龙飞凤舞地烫着忍冬花枝和佛手印。

    《敦煌本纪》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写作,一共花了16年。2018年的2月18日早上,他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敲下了第一句话,就知道这场长跑开始了。

    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从三大家族展开:索氏一族被尊为“敦煌义人”,几辈祖先在河西一带为民请命,不惜舍生取义,捐出了七颗脑袋,直到“血衣”传到当家人索敞;世兴堂名医沈破奴,早年逃难流落至敦煌,凭借个人的天资与勤勉有了立锥之地;敦煌沙州城的小商人胡恩可,先是许诺在莫高窟的崖壁上,给索氏开一座家窟,以彰显其祖辈的忠勇功绩,而后又威逼利诱,与沈破奴结成了儿女亲家。岂料中途罹患中风,缠绵病榻,看尽了人世上的冷暖和恩仇……

    “你如果到莫高窟,站在那个窟子里就会感觉看到了你的前生,满壁画都是飘飘欲仙的神仙,每个人都法相庄严,既像你的姐姐又像你的母亲。”从文学之旅起步伊始,叶舟持续地书写着敦煌。面对敦煌的浩瀚、博大、无穷无尽,再凶悍的强人、枭雄、盗匪、英雄也会立刻被慑服。在叶舟眼中,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小说中发掘一个全新的敦煌,亦留存中国文化里边疆的精髓和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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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诗可凿空,史必坐实。”在《敦煌本纪》中,情节的虚构和细节的真实交织,书中人物背后映射着敦煌千年不息的血脉和民族的精神传承。有人称,《敦煌本纪》宛如河西走廊的《白鹿原》,在百万字的书写背后,是叶舟“越写越是少年,越老越是赤子”的壮心与热血。

在2019年上海书展间隙,澎湃新闻专访了叶舟。


【对话】


澎湃新闻:

    从《大敦煌》《敦煌诗经》等诗集开始,你就在持续地书写敦煌。为何第一部长篇小说还是选择敦煌这个题材?你对敦煌怀有怎样难以割舍的情结?

叶舟:

    生而为人,一定有巨大的来历和神秘的归途。我对敦煌的所有热爱、书写、感情可能就是我这一生的宿命。我们西北对一个男人最好的褒扬就是儿子娃娃,意思就是身上有刚,有勇气,血是烫的,有鲜明的爱憎,懂得生死、爱恨,黑白分明。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甘肃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儿子,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是写作的宿命,也是人生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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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纪》封面

    我每次去的时候根本不敢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是他们的坟。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常书鸿先生,他的墓碑正对的是对面9层楼,成一条线。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先去这些坟堆里面走一走,唠叨唠叨,之后就坐在常先生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来了”。

    常先生他们这些敦煌研究院的先生们,留下了姓名,但是他们和古代的这些工匠们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供养着自己内心的一股信仰,一种空山一般的定力。我虽人不在莫高窟,但是心在那里。

    很多人说,你怎么写了这么厚?

    刚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故事,但是我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我本以为大约是在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是100多万字,也好,写得洋洋洒洒、挥洒自如、百无禁忌,我想那一刹我要把我的所有的感情都灌注进去,也就不管字数了。写完以后,一看统计字数,心想可能也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得上敦煌。故事的厚度、密度、深度、广度、温度,只有将这几个向度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配得上那一座千佛灵岩,配上那个伟大的遗址。

澎湃新闻:

    从构思到写作,这本书一共耗费16年,你曾十多次实地探访敦煌。《敦煌本纪》中呈现的敦煌,更贴近历史中真实的敦煌,还是你的虚构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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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

    其实写作过程我只用了差不多两年,写起来很快,是酝酿的过程比较痛苦。19年前我如果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我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是胡编乱造。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储备,我的故事渐渐就成型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怀孕,就成高龄产妇,会难产。所以2016年年底我就发愿,要开始写了,翻过年2017年2月18日早上,我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敲下了第一句话,我就知道这场长跑开始了。

    有8个字叫“诗可凿空,史必坐实”。诗可以编撰,可以像一只风筝一样把线剪断,让它飘去,李白就是这样的天纵之才。但是小说不一样,这关乎到历史。敦煌研究院的人会说,1911年沙州城外根本没有24坊、没有文武和事佬协会。在无数的细节资料里,我进行了虚构,但是虚构仅仅是低层次的,如果连虚构都完不成,就不能被称作小说家。但在这虚构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真实。也是更高级的虚构。

    有人说小说家其实是一种“发明家”,如今回过头来看《敦煌本纪》就是我重新“发明”了一座敦煌。这部小说穿了那个年代的外衣,其实就是写的现代。所有的艺术都是指向现代的,都是指向此时此刻的。我借了历史的外衣,去表达我对敦煌的认知。

澎湃新闻:

    陈寅恪曾经感慨“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敦煌本纪》中,你直面了藏经洞里的敦煌遗书流散史,你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如何定义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

叶舟:

    “悲痛是为了什么?在那遥远的北方”,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诗句。每次奔赴敦煌的途中,尤其在深秋,我的脑海中便翻滚着这样炽烈的声音,让我扪心,让我庄重,仿佛是在朝觐的长路上。我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一句话,也清楚那一段“伤心史”的全部来由,它如今就刻在莫高窟下的一块巨石上,供游人拍照。余生也晚,既然无缘投身于那一个悲怆的时代中,但我至少还握住了一支笔,去做一些挽回的企图。《敦煌本纪》的愿心如此,小说中那一座深埋在沙州城下的伽蓝密室,那一对生死慷慨的儿女亦复如此。在这一个写作过程中,我想告诫自己的是,一颗曾经撕心裂肺的“苦胆”,垂悬于敦煌,挂在风沙漠漠的西部边陲,晾晒了差不多一百多年了。事实上,它应该剔除了悲情和苦楚,有了另一种回忆般的蜜汁色。——我以为,文学恰恰就是一种寻龙问穴、酝酿庄严的课业。

    至于王圆箓道长,我在小说中相信他,否则我无路可走,四处碰壁。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不仅是小说家的美德,更缘于对历史的尊重。《敦煌本纪》中叙述了王道长最后的结局,很魔幻,也很悲剧,基本上代表了我的态度。

澎湃新闻: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王旭东曾说他之前对敦煌完全不了解,但一去莫高窟就被吸引,决定要在这里工作一生。你如何理解敦煌文化的底色?

叶舟:

    我猜想,旭东院长说这句话时,脸上一定布满了朝霞般的光泽,那是从三危山上投射下来的,从莫高崖壁上的佛窟里投射而来的。这是一份傲然,更是一种赤子般的皈依。

    敦煌文化的底色,我以为就是正信、执念、静谧。——惟其如此,才能击穿千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佛龛。

    为什么每一代艺术家都要谈男女之爱?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莫高窟太包罗万象了,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阐释出来,有音乐、军事、风水、字词。现在的人依然一批又一批地去写敦煌,因为它太浩大了,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心一样,俗话说人心莫测,像一个博大的心脏一直在跳动,每个人都有阐释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

    你如果去到莫高窟,站在那个窟子里就会感觉看到了你的前生,满壁画都是飘飘欲仙的神仙,每个人都法相庄严,既像你的姐姐又像你的母亲,你母亲的表情和壁画上的表情一定是一致的,马上就会被震撼了。他们拿着乐器,充满动感,是在给你赐福。“飞天”在佛教里叫香音神,是来赐福的,他在天上提着一个篮子,里面都是花瓣,往人间撒,那一瞬间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你一定膝盖一软就跪下了,再凶悍的强人、枭雄、盗匪、英雄,不管是何等人一定会被慑服。

澎湃新闻:

    你在小说中塑造了三个家族:索氏、胡氏和沈氏,他们的命运交织构成了整个敦煌在时代变迁中的缩影。这三个家族分别有怎样的典型意义?

叶舟:

    小说中,有一个一开篇就把他立成殿堂般的家族,“索”在敦煌这个地方是大姓,所以我就塑造了一个索家。开篇的第一句话 “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他们在为这个家族开一条新路,后世的人们给他们送匾,把他们家的这个庄子叫做“义庄”。

    他们是敦煌的典范家族,曾经像一个挺立的脊梁骨一样,站在敦煌的大地上,成为万人敬仰的一个家族,但是这个家族一定是虚幻的,必须让它可以轰然倒塌,一地瓦砾,这就是故事的弧度,悲剧正是从此诞生。

    但是一定在倒塌的时候要有另外一个新势力要崛起,那就是胡家。“胡”就是胡萝卜,胡家是做生意的,中国是一个重商的民族,而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个商业通道,一个贸易通道,彼此交换,以物易物赚取钱粮。

    另一个是沈家,代表知识分子阶层。从汉代以来,许多中原逃难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读书人,都会逃难到河西走廊一代,所以就姓沈,“沈破奴”叫做“破奴”一定是外来的,他最后为了自己的尊严和气节自杀了,仰药而尽。

澎湃新闻:

    有评论说,这部作品宛如河西走廊的《白鹿原》,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曾想过写完之后会被评价像《白鹿原》吗?

叶舟:

    我没有想到。《白鹿原》当然是很重要的经典,我也是反复阅读,对陈老师充满了敬意,但是如果要模仿着写,就没有意思了。他写的是关中平原,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地区,而我写的是边疆。和《白鹿原》不同的是,我试图重新发现中国文化里边疆的气质和边疆的血性。

澎湃新闻: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对于边疆文化的书写,是否是缺位的?

叶舟:

    没有任何存在感。整个西北就是一片锈迹斑斑的“锈带”,整个中原各种势力在夺取江山,而那个天远地偏的地方根本没人去操心。

    我想边疆的气质其实是混血的,我们都知道混血儿才美。这个边疆指的是精神的边疆,血性的边疆,中国文化里最可贵的情义的边疆,这在中原文化中已经不存在了。

    当下中国人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情义的危机,我们现在还有荆轲刺秦吗?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吗?还有陈家洛红花会吗?没有!这些人一诺千金,而我们现在变得像温吞水一般,但是恰恰在边疆地带保存了我们这个文化少年时期的美德。这种情义只有少年才能保存。到了中年了上有老下有下,老婆孩子在热炕上,谁去一诺千金?天天蝇头小利,为了生存锱铢必较。

    我对边疆的这些文化完全痴迷。虽然我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小孩,却对城市无动于衷,但是只要是野外的东西我就很喜欢,比起读书我更喜欢去叩问大自然,去天地间问一问,“礼失求诸野”。

澎湃新闻:

    你刚刚谈到,边疆的文学是有少年的美感和力量感的,你现在在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年龄阶段,还能复原出那种少年的纯粹激情感吗?

叶舟:

    这个问题可能要分为两类来看,年轻的时候写作,可能是“青春期写作”,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小波人他永远是“青春写作”,你说鲁迅不是青春写作吗?鲁迅的文章里有那些暮色沉沉的东西吗?他越老越老辣,越像一个无畏的剑客一样,那叫“青春写作”,他的血是烫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年轻的时候,都有过青春期的冲动,我们写过情诗,需要那些心理的鸡汤,那叫青春期的写作。有些人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一步一步爬到山顶了,这是一个可知可感的过程,但是有些人永远是“青春写作”,越写越是少年,越老越是赤子。

    鲁迅先生在那样的一个夜里写下《且介亭杂文附集》里的那句话,我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夜在进行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有了动作的欲望”,不是坐而论道,谈玄说法,是该行动了。他难道不是少年吗?他是老少年,皮囊旧了,心永远是少年,否则怎么能写出《故事新编》?那完全是杰作中的杰作,他的气质和史记一脉相承。

    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有些人生下来就已经苍老了,他们就是那个德行,现在还是那个德行。但是我想,我年轻的时候会写得更飞扬一点,更透明、澄澈、百无禁忌。年老了以后,血是没有变的,精神气质也是一样的,但是更沉雄了,背后的精神气质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

    书中主要的女性角色是孔执臣和性元,而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你如何呈现和塑造《敦煌本纪》中的女性形象?

叶舟:

    其实我在这个书中就塑造了一个女性,孔执臣和性元其实就是一个人,是一人双面。俗一点说,一个承担着妻子、儿媳妇和母亲的角色,有闹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孔执臣是精神性的一面,知书达理。

    在敦煌的天空下,莫高窟代表着信仰的高地,她更多的是精神性的,避世独立,外冷内热。而沙州城则是一个世俗的社会,千头万绪,乱如缠麻。可即便如此,你在这里端起了一碗捞面,哪怕碗底里落满了沙子,这碗饭也是恩重如山,大有来历。

    孔执臣属于前者。沈性元自然是另一具肉身,暂栖在了沙州城内,打理着这个漏洞百出的薄凉人间。

澎湃新闻:

    从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到首次创作类似的长篇,是否会有不知如何下手的瞬间?

叶舟:

    严格意义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完之后我突然有自信心了,前面的两三个小长篇就不算数了,羞于提起。酝酿的时候,辗转反侧很痛苦,但是故事一旦成型,写出第一句话,之后就变得容易起来。第一句话很难,我们西北将困难的事情叫做“一堆缠麻”,很难找出第一根线头。在我看来,写长篇主要就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决定了立场、视野、角度和腔调。

澎湃新闻:

    如果你当时写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句话,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另一本小说了。

叶舟:

    对,我如果写“1910年8月的那个冬天,胡梵义走出了沙州城的西门,突然碰见了一辆马车,马车上掉下来了一桶水和一个人”这就平铺直叙毫无意义了。

    现在的这一句话,概括了六辈人,“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压缩得很密,密度很大,又有悬念,交代了所有的背景。找见这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成了。

澎湃新闻:

    《敦煌本纪》中,有官吏乡绅、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三教九流穿梭其间,他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在细节的真实性上,你做了哪些考证?

叶舟:

    这些细节的考证,一方面来自一米多高的各种版本的资料,另一方面得益于田野调查吧。至为关键的是,我的父亲来自河西走廊一带,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乡音犹存,记忆力不错,对《敦煌本纪》的那个年代如数家珍。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视中经常会演,驼队在荒漠中跋涉,水囊也干了,骆驼的嘴已经干裂,人已经干得快死了,突然传来一丝水汽。这个时候电视中的主人公一定会磕磕巴巴地跟边上的人说“水——水——”,导演就会让主人公从马上翻下来,踉踉跄跄走过去,头埋在水里喝,然后再认真地洗把脸,马和骆驼就站在旁边。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动物比人敏感多了,它们会首先闻到水汽。骆驼只要一闻见了水汽,身上的人和货物全部掀翻,立马跑走了,它们先饮完,人根本挤不进去,这才是真实。

    我写作当中必须把这些真实坐实。我们常常说丝绸之路,卖的是杭州、苏州的丝绸,事实上根本不会花这么大功夫从杭州去弄丝绸,而是就近从四川调过去,卖的是“蜀锦”。另外,丝绸之路上卖龙井、普洱也是错误的,这些是高档奢侈品,其实卖的是最劣质的茶,砖茶。这个茶砖有多重,上面刻的是什么字,都要搞清楚。人物的性格演变,故事的起起伏伏都在我的控制中,所以也奠定了我写下一部的信心。

澎湃新闻:

    非常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你想到第一句话了吗?

叶舟:

    当然没想到,现在如果想到了,就一定不会坐在这儿了,早就一溜烟地回去了。如果想到了下一部的第一句话,那比请我吃十顿大餐还要快乐。转载: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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