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圣地，《魏书·释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至唐代，随着国力的强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敦煌因此也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站点，佛教随之大放异彩。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内存7万多件南北朝至宋代初期的写本，其中90%以上为佛教文献，包括佛教三藏、佛教文学、寺院经济文书等，这些文书再现了古代敦煌佛教的辉煌。自藏经洞发现起，中外学者就围绕这些古写本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条件的逐步改善，国内敦煌佛教史研究也迎来她真正的春天，经过一代代敦煌学人的不断努力，敦煌佛教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过去四十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一、敦煌寺院经济

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大量的记录寺院借贷、雇工、入破的文书，这是传世资料没有的记载，因此这批丰富的、鲜活的原始史料，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1980年，唐耕耦开始利用缩微胶卷释录敦煌文书。在克服种种困难后，经过10年的不断努力，5卷本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最终问世[1]，这套释录共收录了34类敦煌文书，其中包括寺院借贷契、点检录、雇工契等。之后，唐先生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进行了缀合，并考察了主要帐薄的性质、类别及其年代[2]。随着新的敦煌文书的不断公布，沙知出版《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对寺院的雇用契约、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做了全面细致的补校核对工作[3]。此外，乜小红还专就俄国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4]。同氏《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便物历”》探究了“便”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便物历渊源、性质，以及敦煌借贷的利率及其意义[5]。侯文昌、王斐弘则从法学的视角，对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新的解读[6]。

在材料公布、整理的基础上，学界就寺院的土地、赋税、依附人口等问题进行专门探讨。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指出中国佛教寺院僧尼的经济特权，从隋至宋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7]。同氏《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对沙州寺院、僧尼及依附人口数的变迁，以及寺院借贷业，沙州僧尼的私有经济等几个突出问题作了深入探究，说明了僧侣私有经济和寺院集体经济的区别与联系[8]。苏金花发表系列文章对敦煌寺院、僧人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作了探讨[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对敦煌寺院园囿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探讨[10]。刘龙考察了敦煌寺院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并着重分析了敦煌寺院地产的结构、规模、来源及经营方式[11]。王祥伟《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对敦煌寺院经济、僧尼私有经济、“都司”及其下设其他机构的经济、莫高窟等三窟经济、敦煌兰若和佛堂经济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勾勒出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历史面貌[12]。

敦煌寺院中还有各种从事种植、劳役、手工的劳作人员。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探讨了寺院牧羊人的来源、劳作内容、身份性质等问题[13]。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以寺户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以寺户制度为限，从敦煌寺户文书的研究入手，广涉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由此论及三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再现了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趋势[14]。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寺院文书中“博士”的身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不是雇匠的俗称，而是包括雇匠和寺院执役两种工匠，前者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其身份为自由人[15]；后者是依附于寺院的手工业者，其身份是寺户。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16]《敦煌古代工匠研究》[17]考察了寺院中手工业者出现的社会背景、工匠的分工、生活及手工内容。

寺院与寺院之间，寺院与政权之间也有频繁的物质互动。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从中古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物的角度，揭示了于阗、粟特、回鹘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对敦煌佛教的影响，并从寺院和供养者两方面出发，阐述其价值和意义，对这些外来供养品提出了启发性的看法[18]。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对象、数额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寺院的纳赠是都司僧官的特权，也是寺院为都司所尽的义务；同时寺院纳赠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19]。刘进宝《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结合佛律制度和敦煌寺院经济文书，对唐五代时期的唱衣活动进行了完整的研究，揭示了寺院生活的一个侧面[20]。

寺院经济管理上表现出独特的管理模式。明成满《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民主色彩》从普通僧众参加寺院的经济管理、寺院经济的集体管理和作为寺院重要经济管理人员的僧官的任免程序等几个方面，应用现代经济的管理概念，考察了敦煌寺院经济的管理特征[21]。同氏《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考察了敦煌教团都司在寺院经济方面的管理职责[22]。此外，同氏还考察了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所体现的会计、审计和结算思想[23]。

二、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文书中90%以上是佛教文书，其中还有其他经藏不存的佛教文献，对认识印度、中土佛教历史、哲学思想、民众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敦煌禅宗文献约100多种300多件。内容包括灯史、语录、偈颂、杂集等四类”[24]，其中不仅有早期《坛经》的写本形态，还有失传已久的北宗禅文书，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25]。周绍良、杨曾文、李申、方广锠、荣新江、邓文宽、郭福纯、王振芬等诸位先生对敦煌所藏《坛经》进行了系统整理、校录、注释[26]。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编《敦煌禅宗文献集成》对世界各地藏敦煌禅宗文献进行集结并影印出版[27]。韩传强则以法系为线索对北宗禅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中土禅宗史[28]。

敦煌密宗文献也非常丰富。林世田、申国美《敦煌密宗文献集成》《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编》将与密教有关系的经、咒、曼陀罗敦煌文书影印出版，方便了学界的利用[29]。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系统考察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陀罗尼密典、持明密典、密宗经典的写本概况及其特点[30]。

敦煌律仪文书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将敦煌所出的律藏资料、社会经济文书与佛教日常法会行事文书相结合，探求印度佛教律仪制度在敦煌的流变及所形成的地方特点，考察了相关戒律写本在具体仪轨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构建了唐宋之际的敦煌律仪制度[31]。王磊《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对平川彰等学者关于敦煌本《十诵律》写本的研究又作了推进，将S.797、S.6661、BD03375三件《十诵律》写本置于《十诵律》翻译史的背景下，通过反观《十诵律》的翻译经过，对鸠摩罗什译本有了全新的认识[32]。同氏《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律仪》概述了敦煌保存的两类、九件律抄写本，并对它们在六朝时代的发展流行情况做了梳理[33]。刘丹在先贤学者的学术探讨基础上，爬梳敦煌文献，发现一批与传世本有别的《十诵律》写卷，通过详细分析题名、分卷及书风字迹，认为它们极有可能属于一种初译完成度高、后续修改幅度较小的未修本《十诵律》，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繁多复杂异本的考察，勾勒出《十诵律》翻译初期的面貌[34]。

定源则主要关注了敦煌四分律的写本系统，《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再商榷》对前辈学者的释读与校录进行了补正，使这一残卷得以被更好地整理与研究[35]。同氏还对《比丘含注戒本》进行了梳理，并与大正藏本作比定，在综合考察分析敦煌诸本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比丘含注戒本》的成书时间[36]。圣凯《敦煌遗书〈毗尼心〉与莫高窟196窟比较研究》对敦煌本《毗尼心》的产生时代作了详细考论，运用文献与图像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照并综合分析认为莫高窟196窟为“戒坛窟”，呈现着敦煌僧团丰富的戒律活动，由此探讨了敦煌律学与南山律学的关系[37]。崇戒通过系统核查《毗尼心》的原始文献并分析援引文献，将《毗尼心》写本放入整个敦煌律抄进行对比分析，考论了《毗尼心》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对敦煌地区佛教律学的影响[38]。金延林《敦煌本〈律杂抄〉初探》首次介绍了社科院宗教所收藏的写本CWC01《律杂钞》，并结合其他敦煌本进行校录研究，同时与《略抄》《小抄》内容作对比分析，该文通过对敦煌本律抄文献的释介，使敦煌律藏文献的研究拥有更完整的文本基础[39]。

伪经是中土人士编撰的佛经，被摒弃在经藏之外，历史上出现过的伪经很大一部分幸因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存。1989年，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对当时能够接触到的19件《佛说十王经》做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对经名问题、文本年代、真伪性质，以及敦煌地区的宗教信仰做了深入研究，其成果引起学术界对十王信仰研究的热潮[40]。张总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写本，从图像学、写本学的角度对地藏信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41]。我国学者在疑伪经整理方面，最具代表性者为方广锠，其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专门发掘和整理历代大藏经未收经文，其中设有“疑伪经”专栏，在已出版的16辑中，共收录疑伪经19种，加快了我国学者整理疑伪经的进度[42]。2017年，于淑健、黄征合著出版8册本《敦煌本古佚与疑伪经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为中心》，从题解、字词、句读、注文诸方面对192种珍稀佛典进行了校理，其中包含疑伪经56种，改善了《大正藏》相关内容的录文质量[43]。与上述疑伪经整理者不同，张小艳则更多关注敦煌疑伪经的残件，完成了《提谓波利经》《像法决疑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等疑伪经残卷的缀合，在挖掘敦煌残卷史料价值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44]。曹凌则对佛教疑伪经目录做了整理工作，出版的《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围绕佛经目录中有关疑伪经的数量及其存佚状况做了综合性考察。该书条理清晰，内容丰富，题解部分对现存疑伪经的思想内容、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考证[45]。作为曹凌工作的延续和补充，王孟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对每一部敦煌佛教疑伪经分别以“相关资料”“研究编年”“研究述评”为序进行论述[46]。在整理疑伪经的同时，相关研究也得到了深入进行，因篇幅有限，具体研究情况请参阅宁晴、张淼的相关综述[47]。

敦煌写本经疏是“一座待开发的学术富矿”[48]。吴建伟、董大学、王晓燕等学者分别对敦煌写本《法华经注疏》《金刚经注疏》《维摩诘经注疏》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49]。

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对敦煌所藏文轨、净眼所疏证的因明典籍进行了释录和研究[50]。黄征、吴伟从大量的敦煌文献中搜检整理出了“愿文”文书，辑录校解形成《敦煌愿文集》，这一成果无论是对宗教、文学、民俗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51]。

释源博《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对二十卷本《佛名经》做了校录工作，考察了此经产生的历史背景，说明了此经的内容与结构特点，指出了此经在《佛名经》演变中的历史地位[52]。

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考察了敦煌灵验记的数量、抄写形式、产生与流传地域、价值等问题，并对16种灵验记作了专题研究，下篇对敦煌文书中所存的17种灵验记进行了校录与注释，勾勒出了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的全貌[53]。

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54]，“这部著作的出版，加强了敦煌学的薄弱环节，赓续了我国前辈学者开创后又中断的事业，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对于那些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敦煌学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55]。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探讨了佛典的文本形态与装帧形制、敦煌佛典的流传与管理、敦煌佛典的改编、礼忏与敦煌礼忏文、敦煌早期禅宗典籍、敦煌三阶教文献[56]。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考察了敦煌17所寺院的佛经收藏状况和规模[57]。

三、敦煌佛教信仰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重镇，民风向佛。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经〉的流传与信仰》一文对该经的收藏流传、盛行风气、抄写活动、信仰原因进行了层层递进的深入探究，认为晚唐五代地区《大般若经》的信仰风气是在官府推动下形成的，兴盛阶段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与归义军初期，同时体现着世俗佛教的佛典信仰之特征[58]。党燕妮《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五台山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十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宾头卢信仰》等系列文章，通过系统整理敦煌文书，梳理了敦煌地区佛教信仰的方方面面[59]。王惠民《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用途与实物》对敦煌文献中信徒向寺院施舍的经巾的性质、尺寸、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指出经巾是供阅读、念诵佛经时铺陈在经案上的一种织物[60]。张先堂《一件珍贵的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诵经录》首次对敦煌研究院藏D0218号文书进行了释录和考察，揭示了敦煌信众结社诵读、受持佛经的信仰活动[61]。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对敦煌密教文献所反映的经典信仰、神祇信仰做了系统的论证[62]。

沙知、郝春文、孟宪实、赵大旺等学者在佛教社邑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综述请参见赵大旺《敦煌社邑研究80年的回顾与展望》[63]。

敦煌佛经中还保留了非常珍贵的题记，以记录信众抄经的缘由、目的等。林聪明考察了民众的造经活动[64]，陈丽萍则从写经题记考察了妇女生活史[65]。杨君探讨了佛经的来源问题[66]。崔峰探讨了北朝民众的崇佛心理[67]。魏郭辉《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通过系统梳理敦煌佛经中的写经题记，考察了写经题记的源流及早期写经状况、唐代前期译场制度的变化、疑伪经内容及其特点、不同阶层写经的目的和特点等诸多问题。通过写经题记试图重构唐宋敦煌佛教文化的交流史[68]。张延清《吐蕃敦煌抄经研究》利用敦煌汉、藏文写经题记，系统考察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赞普所建抄经道场的抄经制度和抄经内容[69]。赵青山《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借助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历史碎片，考察了6-10世纪敦煌地区乃至全国民众的抄经信仰、寺院和官府的抄经制度[70]。武绍卫《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中古时期僧人的日常抄经与校勘活动》以S.102为中心，考察了写本时代僧人抄写、校勘佛经的行为和理念[71]。

敦煌张、曹、阴、翟、李等为当地大族，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对翟氏家族出任僧职、抄写佛经、经济布施等行为进行了考察[72]。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分析了敦煌大族的佛教信仰活动，探究了敦煌大族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佛教在不同家族不同时期中的功能等问题[73]。

四、敦煌僧职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土佛教特有的现象，是皇权对于僧团管理的重要体现。在敦煌僧团僧官研究方面，谢重光和白文固二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该书第五章全面讨论了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独特的僧官系统和制度[74]。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一文爬梳了文书与敦煌壁画中的“毗尼藏”，认为八、九世纪敦煌的毗尼藏是当时敦煌僧众在道宣律宗得到弘扬背景下的中国人的理解，同时从中晚唐内地律宗传承的大背景切入，深入讨论了毗尼藏主在敦煌出现的意义，探寻了律宗讲疏之学在敦煌的流传[75]。

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对8位都僧统的年代和事迹进行了考辨，对了解中国古代僧官制度以及归义军史具有重要意义[76]。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考证认为张金炫、炫和尚、炫阇梨、沙门金炫是同一个人，是乾元寺僧人，官至都教授，对进一步认识与之相关的敦煌文书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坐标[77]。陆离考察了敦煌吐蕃时期教授、都教授的设置情况[78]。李海霞《关于吐蕃占领期敦煌僧首的几个问题》结合敦煌文献、碑铭赞及莫高窟供养人题名等材料，对吐蕃时期的僧官体系及敦煌僧首僧官升迁、都僧统与都教授关系、僧首谱系等问题作了探究[79]。王祥伟考察了吐蕃至归义军时期寺院纲官由原来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三纲体制向由寺级僧政、法律、判官、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新的六纲体制现象及其原因和影响[80]。田德新、郑炳林、邢艳红、公维章、文澜、赵青山则考察了寺院中的都师、直岁、判官的职责[81]。

五、敦煌佛教与社会

李正宇研究敦煌佛教的过程中，提出了敦煌“世俗佛教”的概念，陆续发表文章讨论了敦煌僧人听食“净肉”、普听饮酒、娶妻生子、从政从军等现象，并对敦煌僧人世俗化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成果展示了敦煌佛教的特殊性[82]。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83]“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了我们对整个敦煌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84]。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探讨了敦煌佛教历史、敦煌的僧团及其寺院、敦煌的僧尼、敦煌石窟与社会、敦煌寺院的依附人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的关系等诸多问题[85]。武绍卫重新指出敦煌僧众“居家过活”并非敦煌独有现象，多地曾出现僧人居家现象，实际上是僧团严重膨胀、寺院经济衰退，以及地方僧众与世俗家庭关系不可分割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一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敦煌佛教世俗化提供了重要启示[8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87]“从各个不同角度全面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九、十世纪屹立于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地方政权的认识”，“构成了归义军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88]。马德、王祥伟《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以敦煌石窟、敦煌文献和敦煌僧团、敦煌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社会性质、社会活动、社会内容、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社会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古代敦煌石窟佛教的社会化性质及其发展，敦煌僧团的佛教活动与社会活动的性质及其演变，敦煌历代统治者、达官显宦、豪门贵族及平民大众的各类佛教对敦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意义[89]。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从僧尼违戒的个案研究入手，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和清规，以及佛教教团的科罚和试经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90]。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揭示敦煌僧寺变迁过程及原因，探讨了敦煌僧寺在人们信仰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展示了敦煌寺院作为社会群众的宗教性、开放空间的人间性与世俗性的特征[91]。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专就敦煌僧团内部的比丘尼的僧团组织、佛事活动、寺院经济、社会生活、丧葬活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勾勒出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出家女性的生活状况[92]。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通过对敦煌礼忏文的整理，考察了礼忏文的内容与形式，重现了部分流行于隋唐五代佛教礼忏文的面貌，分析了他们在历史文化上的传承和实际意义[93]。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对晚唐五代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密切，两者互相依赖与利用，并结合两件牒文及佛教内律文献就晚唐五代佛教教团的地位做出了深入分析[94]。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考察了敦煌“大圣仙岩寺”的地位、作用、法事活动[95]。杨宝玉《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对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尼僧史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探讨，并以P.3556尼僧邈真为例，对唐五代宋初僧尼写卷诸尾题展开了分析，勾勒出了敦煌尼僧宗教修习与生活情况的大致轮廓[96]。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通过考察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戒牒，不仅解释了敦煌僧俗共同济度的大乘思想，还指出国家通过对度牒的管理，直接促进了方等戒坛的建立[97]。湛如《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98]、王书庆《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99]等成果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敦煌文献中戒牒的现状又做了进一步梳理与分析。荣新江《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一文围绕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内容，对所反映出的长安与敦煌佛教界的联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对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意义[100]。

碑铭赞研究方面，姜伯勤、项楚、荣新江、郑炳林、郑怡楠等学者的研究最为突出[101]，特别是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校录了敦煌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功德记等共216篇[102]，“在敦煌学碑铭的学术研究中，《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无疑会是一个里程碑式学术成果，为今后的学者进行敦煌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103]。张志勇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对敦煌邈真赞文本进行全文梳理释译[104]。

六、敦煌佛教文学

敦煌佛教文学主要集中在敦煌变文、敦煌曲子、王梵志诗、敦煌诗歌、敦煌赋几个方面[105]。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在王重民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基础上，依据敦煌写本原卷，又作了进一步的订误补脱，项楚《敦煌诗歌导论》以敦煌诗歌的文献校录、文字考订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敦煌诗歌的全貌，为敦煌佛教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材料[106]。氏著《王梵志诗校注》搜集、校勘并注释了敦煌所出的王梵志诗以及散见于传世文献的诗篇，深入探索了与佛教有关的语辞及典故，进而揭示了非佛教性题材背后的佛教性因素[107]。氏著《敦煌变文选注》“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裨补了专家学者的闕失”[108]。在此基础上，项先生还对几部重要的敦煌变文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在《〈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中对《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出若干补校意见[109]；《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一文则重点考察敦煌变文中的帝释形象的变化以及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110]。郭在贻、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盖以《敦煌变文集》为基础，而增补其未备者；重核之于变文写本原卷（缩微胶卷），匡纠原编之失者；且荟萃各家新校新说，复出己意加以按断；注释部分，重在俗字、俗词之诠解，以俗治俗，胜义纷纶。其为敦煌变文校理之集成之作，盖非过誉也”[111]。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利用图像学的方法，将敦煌图像资料与变文及其他文献结合起来，探讨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112]。李小荣《敦煌变文》在总结百年敦煌变文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变文的含义、来源、性质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113]。蒋礼鸿、吴福祥、陈秀兰等对变文词义、语法、词汇做了研究[114]。

张锡厚《全敦煌诗》皇皇20册，收录4500余首诗歌，内容分为诗歌、曲子、偈赞等，“就体裁而言，无论诗歌还是曲子、偈赞，对于开展严格意义的雅文学史研究，开展严格意义的俗文学史研究，以及佛教文学及其佛教文学史研究都是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115]。此书是“一百年来敦煌诗歌整理的一次总结，它丰富了古代文学、古代宗教、敦煌学等学科的内容”[116]。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整理，对敦煌佛教文学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是一个新的贡献[117]。

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就敦煌佛教文学体裁、功能、主题、语言、文化等内容进行了阐释[118]。伏俊琏《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从写本学的角度，以敦煌文学写本为基本单位，精选50多个写本，对一个写本上所有的信息进行全面著录，包括写本正面背面抄写的全部内容、题记、杂写、涂画，还有写本的性质用途、装帧形式，纸质和书写工具等。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集，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从这些写本中体现了时人的文学生活[119]。喻忠杰《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通过对敦煌写本中含有戏剧性要素的文献进行钩稽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敦煌写本中戏剧发生、发展的过程，全面呈现了唐五代戏剧的具体形态[120]。

张子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全面介绍和分析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偈，指出敦煌佛教白话禅诗中，一部分确实体现了禅宗南北派的意涵，还有一部分是一般佛教白话诗[121]。

从上不难看出，敦煌佛教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敦煌文书被公布，以及学科间交叉发展越来越紧密，敦煌佛教史的研究也必定将随之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从整体上展现敦煌佛教文献的特征和面貌。各国藏敦煌文书公布以及高清图版的不断出版，使得系统的、专门的整理敦煌佛教文献成为可能。其次，需要利用多学科的方法，对敦煌佛教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研究，如要想在疑伪经、禅宗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必须对佛经义理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抓住这类文献的本质。最后，需要将敦煌佛教史置于中土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虽然敦煌文献出土于敦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土中古佛教的面貌，因此在强调敦煌文书地域特色的同时，需要结合传世文献，看到其普遍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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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耕耦《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 历史·现状·趋势》（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156页?

[2]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3]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4]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乜小红《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便物历”》，《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6]侯文昌《敦煌吐蕃契约文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王斐弘《敦煌契约文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7]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8]谢重光《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1-504页?此文后收入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4-375页?

[9]金花《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私有地产的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苏金花《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寺院土地占有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0]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8-332页?

[11]刘龙《论唐五代敦煌寺院的农业发展环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S1期?

[12]王祥伟《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3]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

[14]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6]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17]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8]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46-260页?

[19]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20]刘进宝《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1]明成满《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民主色彩》，《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22]明成满《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3]明成满《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明成满《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会计思想》，《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明成满《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体现的审计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明成满《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结算思想》，《预算管理与会计》2008年第1期?

[24]林世田《敦煌禅宗文献研究概况》，《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年第Z1期?

[25]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6]邓文宽校注《敦煌坛经读本》，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郭福纯、王振芬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邓文宽、荣新江录校《敦博本禅籍录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7]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编《敦煌禅宗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

[28]韩传强《禅宗北宗敦煌文献录校与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29]林世田、申国美《敦煌密宗文献集成》，《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

[30]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

[31]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32]王磊《敦煌六朝写本〈十诵律〉的翻译与校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33]王磊《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律仪》，《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4期?

[34]刘丹《敦煌出土未修本〈十诵律〉再探》，[日]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16号，2022年?

[35]定源《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再商榷》，《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36]定源《敦煌遗书〈比丘含注戒本〉之基础研究——写本系统与成书年代》，[日]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7号，2013年?

[37]圣凯《敦煌遗书〈毗尼心〉与莫高窟196窟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38]崇戒《〈毗尼心〉与敦煌律学》，《佛学研究》2020年第2期?

[39]金延林《敦煌本〈律杂抄〉初探》，郝春文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3-100页?

[40]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41]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2]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3]于淑健、黄征《敦煌本古佚与疑伪经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为中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

[44]张小艳《敦煌疑伪经六种残卷缀合研究》，《文献》2017年第1期；张小艳《敦煌本〈父母恩重经〉残卷缀合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张小艳《敦煌疑伪经四种残卷缀合研究》，《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5期?

[45]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6]王孟《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47]宁晴《近三十年来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综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张淼《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

[48]郝春文《敦煌文献展现的中古宗教史研究新图景》，《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49]吴建伟《敦煌本〈法华经〉注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董大学《敦煌本〈金刚经〉注疏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晓燕《敦煌写本〈维摩诘经〉注疏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50]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1]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52]释源博《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53]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55]任继愈《〈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序》，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56]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5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58]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经〉的流传与信仰》，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2005年，第148-176页?

[59]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216-231、232-270、271-291、292-317、318-334页?

[60]王惠民《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用途与实物》，《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61]张先堂《一件珍贵的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诵经录》，《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

[62]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63]赵大旺《敦煌社邑研究8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64]林聪明《从敦煌文书看佛教徒的造经祈福》，汉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

[65]陈丽萍《敦煌写经题记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66]杨君《从敦煌写经看佛经在唐朝民间的来源及其流传》，《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67]崔峰《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

[68]魏郭辉《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

[69]张延清《吐蕃敦煌抄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70]赵青山《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

[71]武绍卫《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中古时期僧人的日常抄经与校勘活动》，《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72]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73]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74]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75]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佛学研究》2018年第1期?

[76]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77]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78]陆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79]李海霞《关于吐蕃占领期敦煌僧首的几个问题》，《西夏研究》2019年第4期?

[80]王祥伟《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81]田德新《敦煌寺院中的师》，《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郑炳林、邢艳红《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所见都师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赵青山《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1期；公维章、文澜《敦煌寺院中的会计——直岁》，《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82]李正宇先生的相关成果收入氏著，徐晓卉选编《八至十一世纪敦煌世俗佛教》，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21年?

[83]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4]荣新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5]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86]武绍卫《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众居家原因——兼论唐后期寺众居家现象出现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

[87]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8]杨继东《评荣新江著〈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2，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89]马德、王祥伟《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90]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1]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92]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93]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

[94]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48-74页?

[95]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96]杨宝玉《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五台山研究》2009年第2期?

[97]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8]湛如《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99]王书庆《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100]荣新江《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01]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102]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03]林素坊《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评介》，《昌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104]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05]朱凤玉《百年来敦煌文学研究之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106]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

[107]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08]潘重规《读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109]项楚《〈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10]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1]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12]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

[113]李小荣《敦煌变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114]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陈秀兰《敦煌变文词汇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115]孙博、李享《〈全敦煌诗〉——敦煌学研究的重大收获》，《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

[116]伏俊琏《〈全敦煌诗〉与张锡厚先生》，《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

[117]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18]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119]伏俊琏《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20]喻忠杰《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1年?

[121]张子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 ：赵青山 王梓璇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来源 ：《敦煌学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