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指出：“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敦煌文化，本刊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先生。

中外交往的咽喉

《历史评论》：郝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请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敦煌的历史。

郝春文：我们先从“敦煌”的含义说起。“敦煌”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向汉武帝汇报西域情况时提及的，应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的匈奴人所取。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河西匈奴，河西走廊自此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敦煌也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

为了充实敦煌人口，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不断从内地移民至此。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不仅为保卫、开发敦煌提供了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汉王朝组织移民和戍卒进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不仅使敦煌的社会生活方式从以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也使敦煌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汉廷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鉴于敦煌自西汉以来的快速发展，东汉应劭在注《汉书》时，赋予“敦煌”二字以新的含义，称“敦，大也；煌，盛也”。这个解释虽不一定符合其本来含义，但大致反映了敦煌自西汉建郡以来的发展情况，得到后世史家认可。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这个解释更是将“敦煌”二字的含义直接和丝绸之路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评论》：古人把敦煌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这是否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郝春文：当然，从河西走廊往西，经过新疆、中亚，可以和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连接起来。历史上，这条通道一直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干线，敦煌则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古人对此已有深刻认识。

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指出，当时中国通往西域的道路有三条：一条以伊吾（今哈密）为起点，一条以鄯善为起点，一条以高昌（今吐鲁番）为起点，敦煌则是这三条大道的总起点，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用裴矩的话说，就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见，古代敦煌是对外交往的门户，千百年来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通过这里传往西方；西方的宗教、香料等也通过这里进入中原。

正是由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原王朝才不断在这一地区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军事力量，使其在西汉时期得到快速发展，从一个不知名的边塞城镇一跃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

文明融汇的典范

《历史评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如何理解这句话？

郝春文：汉唐时期的敦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防重镇。一方面，由于军事上的重要性，中原王朝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是当时对外交往的窗口，是最早接触新事物、新文化的地区之一。以佛教为例，在中外友好往来的背景下，唐前期的敦煌佛教，持续受到印度和西域佛教的影响，它能够从西方不断得到新的滋养。

外来的佛教和祆教（拜火教）、景教和摩尼教都曾在敦煌流行。以敦煌石窟艺术而言，无论是壁画还是塑像，都是一种宣传佛教思想的文化艺术，而佛教艺术与佛教一样发源于印度，所以它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从一开始，敦煌石窟艺术在内容结构、人物造型、绘画技法和衣冠服饰等方面，就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如敦煌莫高窟第272窟西壁的壁画，既采用了传自印度的“天竺画法”，也使用了继承汉晋壁画的传统汉地线描技法；其人物的衣冠服饰混杂了印度、波斯的装束，但其顶部的藻井却是模仿中国古代建筑顶部的装饰。正是由于敦煌能够从中原和西方两个方面吸收新鲜营养，所以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其艺术成就不仅在当时可以震撼人的心弦，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不过，在敦煌这个交汇着中华、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文明的文化都会中，中华文化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敦煌地区的中华文化是汉武帝经营敦煌与河西时由移民和驻军带来的，并逐渐扎下根来。东汉魏晋时，敦煌已出现张奂等一批知名儒者。唐前期的敦煌设有许多传授中华文化的官私学校。当时敦煌地区和唐王朝治下的其他地区一样，在敦煌城内设有州学校。州学之下，敦煌县设有县学。私学则包括私人学塾和寺学。官私学校所用教材则以儒家经典为主。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儒家典籍及《千字文》《太公家教》等启蒙读物，其中很多就是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始终在敦煌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才使这里虽然是各种文化交汇的文化都会，却没有成为各种文化的杂烩。因为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才使敦煌与河西不仅仅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河道，还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枢纽站。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敦煌停驻的过程中，一方面互相融汇，另一方面又从敦煌当地文化中汲取营养，然后以带有敦煌与河西地方特色的形式流向各地。如唐代深受中原人民喜爱的《凉州词》《甘州》等软舞曲，就是发源自西域，最后在敦煌演变形成。

敦煌不仅因丝路而得名，亦因丝路而发展繁荣，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图为敦煌莫高窟 视觉中国/供图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汇聚了中华、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襟。“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敦煌文化正是中华文明以虚心的态度与包容的精神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而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典型，这也正是敦煌文化的价值所在。

《历史评论》：如您所说，敦煌文化既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特征，这是如何形成的呢？

郝春文：首先，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商业城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早在汉代，这条道路上就已行旅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多则几百人，少则百余人。这些使团携带内地物品到西域贸易，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也是商队，同时，西域的使者和胡商也经常来往内地。通过敦煌，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被大量输往西域。汉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铸铁、凿井（包括井渠）、建筑技术等，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和中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农作物，陆续经由敦煌向东移植，中亚的汗血马、骆驼等，也源源东来，从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我们今天的很多食品曾经带有“胡”字，比如说黄瓜原来叫胡瓜。所以，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敦煌之所以能够成为商业城市，与三国时的地方官仓慈采取对商人的保护措施有关，这些措施吸引西域各国胡商纷纷前来，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唐代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当时中外使者、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通过敦煌来往于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经济交流也空前活跃，在当时敦煌集市上，有内地来的汉族商客和中亚各国来的胡商。各地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丝绸、瓷器、珍宝、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使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愈加繁华。

其次，古代敦煌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都会。中西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扩大，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使其成为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代经由敦煌传至内地。曹魏时期，已有僧人在敦煌传教的记载。西晋时期，高僧竺法护、竺法乘等先后在敦煌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竺法乘还建立了寺院，为敦煌在隋唐成为全国佛教圣地奠定了基础。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传入敦煌，而早期敦煌石窟艺术间接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到了唐代，敦煌文化更加绚丽多彩。除佛教之外，当时还有祆教在敦煌传播发展，敦煌白画中就有祆教所尊奉的神祇的形象。唐代敦煌还立有景教寺院，名为大秦寺。藏经洞中也保存了景教经典。此外，敦煌还发现了开元年间的摩尼教经典。这些都反映了各种外来宗教在敦煌流传的情况。

再次，敦煌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汉以前，乌孙、月氏和匈奴曾先后在敦煌活动。汉武帝将敦煌与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后，通过移民和驻军，使汉族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唐代敦煌地区的居民有汉族、吐谷浑、吐蕃、回鹘等。而中亚来的胡商也在敦煌建立了聚落，如敦煌城东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敦煌西北有兴胡泊，就是因为胡商在经过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唐后期以降，回鹘在敦煌的影响越来越大。至宋代，史书在记载敦煌入使中原时，有时是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与回鹘并列。归义军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后，敦煌地方政权长期掌握在回鹘和西夏手中。元明时期，敦煌虽处于蒙古控制之下，但汉族仍为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正是由于我国历代各族人民共同经营开发，敦煌文化才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历史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特别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敦煌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

郝春文：敦煌文化遗产主要以石窟艺术遗存和敦煌藏经洞出土古代文书为代表。

敦煌莫高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它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外来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态，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相结合的佛教文化遗存。中国石窟寺很多，其中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它不仅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还为研究音乐舞蹈史及古代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莫高窟窟群分为南北两区，现存有壁画、塑像者共492窟，多分布于南区。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如果将其一平米一平米地展开，可以成为一个壁画的万里长城。其中彩塑有3000余身，也是全国最多的。这些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顶部均彩绘壁画，地面漫铺花砖，窟外有窟檐，是当时佛教信徒修行、观像和礼拜的处所。洞窟主体是佛教塑像，位置显著。其中的唐代彩塑，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逐渐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莫高窟的壁画多属水粉壁画，内容十分丰富，且每一个石窟中大体上都有一个整体布局，其中以唐代巨幅经变壁画最为知名，典型如第220窟南壁的贞观十六年（642）《阿弥陀经变》。

再来看敦煌藏经洞中的古代文书。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文书是后凉麟嘉五年（393）王相高所写的《维摩诘经》。年代最晚的是宋咸平五年（1002）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题记，前后跨度达600多年。就内容来说，敦煌文书可谓是包罗万象，其中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左右，保存了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逸经”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很高的文献和研究价值。此外，敦煌文献共保存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想尔注》的重新发现，该件虽为残本，但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文献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摩尼教文献，则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

虽然宗教文献以外的敦煌文书总量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很多是不见于正史等文献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历史方面，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制书、敕书、告身等公文书，律、令、格、式等法律文书，户籍、差科簿等赋役文书和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文学作品，以俗文学资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讲经文、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诗话等。对这些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如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就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起源问题。

不论从数量、时间跨度还是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敦煌石窟壁画全面展现了我国古代宗教美术的发展脉络，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图为敦煌莫高窟中的盛唐壁画视觉中国/供图

《历史评论》：能否具体谈谈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

郝春文：具体说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为我们研究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深入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如敦煌藏经洞中保存的8000多件吐蕃文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动都具有重要价值。

其二，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敦煌自汉代以来便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国内外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随着敦煌文书的大规模公布，学者依据敦煌文书中有关材料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三，为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史料。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敦煌出土的8封公元4世纪初的粟特语古信札，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认识中古时期的入华粟特商人及其在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中的具体角色。

此外，敦煌石窟中的精美雕塑和绘画，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美学史和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重要图像资料。如敦煌莫高窟的窟顶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图案图像资料，这些图案大多色彩鲜艳、精美绝伦，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不仅对我们了解古代敦煌的艺术发展有巨大帮助，而且对当今的图案设计也有重要借鉴价值。如曾在敦煌工作过的常沙娜，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方面，就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进行创作，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装饰。长期在敦煌工作过的雕塑家孙纪元、何鄂等，也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出极大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敦煌学

《历史评论》：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逐渐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那么敦煌学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郝春文：敦煌学的兴起，始于1909年中、法、日等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研究。此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这门学科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地理等多门学科。

自1909年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可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9年至1949年。这个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1931年至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这个阶段也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2000年。这是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同努力，在敦煌学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敦煌文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并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或开创性的论著。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今。这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的研究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成为中国乃至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历史评论》：您认为，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敦煌学？

郝春文：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开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一批批西方“探险队”也接踵而至，当时的中国政府既无力阻止西方对敦煌宝藏的劫掠，也未能支持本国学界对敦煌展开大规模研究，以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窘境。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敦煌学者焚膏继晷、奋起直追，推动我国敦煌学取得了巨大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国际敦煌学的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中国敦煌学家已经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但我们不能因此沾沾自喜，更不能故步自封，而是要始终牢记总书记所强调的，“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

首先，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毫无疑问应该属于中国，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但灿烂辉煌的古代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同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中发展形成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也应该欢迎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对其进行研究，这才是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应有的博大胸怀。

其次，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虽然中国学者在其中贡献最大，但世界各国学者也一直是敦煌学兴起、发展和兴盛的重要力量。虽然我们已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方面仍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因此，作为国际显学的敦煌学当然也应该属于世界。

最后，最近40多年来，中国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完全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所以现在更应该倡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大力推动各国学者共同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使敦煌学进一步走向世界。

今天中国敦煌学早已与国际敦煌学融为一体，每年都有很多中国的敦煌学者到世界各国参加学术活动，我们也邀请世界各国敦煌学者来中国访问和交流。中国的敦煌学者每年都要在国内外组织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到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中国和国外敦煌学者是在同一对话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进入新时代以后，如何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已是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早在2006年就已正式提出了敦煌学的转型问题。不过即使到了今天，敦煌学研究还是以传统题目、传统方法、传统范式为主，敦煌学的转型仍然任重道远。但转型的呼声毕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强，也出现一批转型的成果，如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总体来看，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需要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引入社会学、传播学等研究范式，进一步丰富敦煌学的内涵，推动新时代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也被列入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些都表明党和国家对敦煌学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铺开、丝路精神不断传播的今天，我国敦煌学界应不辜负党和国家期望，和世界各国学者一道，不断提升敦煌学研究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来源 ：《历史评论》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