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凯

　　我就是草丛里的那个孩子。小时候，草丛里不只是我一个人，深深的草丛里有着我们一代人呢。

　　那么，就从集子里《草丛里的那个孩子》这首诗谈起吧。诗中的孩子生长在乡村，从小爱“撒谎”，就像大人们说的“谎话连篇”。这首诗当然是我偶然得来的，但也是童年对我的必然馈赠。在诗中，一头小牛丢了，被爸爸责怪之后，孩子说是牵牛花偷走的；脚丫子被荆棘划破了，妈妈心疼一责备，孩子说是狗尾巴草咬伤的；早晨上学迟到了，老师责问时，孩子又说是鸡冠花早上没有打鸣叫醒……后来，草丛里的孩子终于长大了，不但不再“撒谎”，还为此而感到害羞，而这又是跟着含羞草学的。这个可爱的“熊孩子”，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一些所谓过错“找理由”；他极富有童心，与其说每一个理由都是“谎话”，不如说每一个“谎话”都是童话。我写的当然不只是我自己，所以许多人都能在诗中找到自己孩提时的影子。源于读者心灵的共鸣，让我似乎听到了诗的回声。在这里，“草丛里”这一意象当然指向乡村，指向大自然，即我们的本来。

　　一般来说，一个上了年纪的儿童文学写作者，起码要经过三代人的童年时光，即自己的、儿女辈的和孙子辈的，美好的童年几乎贯穿其全部的艺术生命。比如已届耳顺之年的我，心灵就一直没有离开自己曾经的童年和今天的孩子们正在经历的童年。可以说，儿童文学是我赖以生存的精神脐带。幼儿园可能是一个时空驿站。有一天，我好像是一个时空穿越者，在一个幼儿园遇到了曾经的童年。诗集里有一首《在幼儿园门口》的小叙事诗，写的是我被几个玩游戏的孩子“枪击”事件。尽管几个小朋友使用的枪是“手势枪”，诗中这些击中我的“子弹”也是从其嘴里喷射出来的一串叭叭的象声词，被“枪击”却是一个心痛的故事。让我惊愕的是，自己童年的一个儿戏怎么会相隔两代人传到了今天？对此，我当然没有一点儿快乐，有的只是无限的悲凉和忧虑。在这首诗里，我想通过“小题大做”来传递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话题：所有的儿戏都存在着一个非血缘的代际文化遗传，比如“玩具枪”的存在，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普遍的世界性童话。儿戏都是可能长大的，而在今天一些枪支泛滥的西方国家又岂止是一个童话。成长本身在警醒我们：始于一个人童年的诗教是一件关乎未来的大事情。诗教就是美育，而美育是哺育德、智、体的前提。直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作为孩子心灵的塑造者，我们这些书写者更是责无旁贷。这首诗在新媒体传播开来后，在儿童文学界和一些师范院校引起了小小的关注，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在其执教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由此还产生了近二十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太原师范大学教授崔昕平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心被击中》的锐评，称其“是一首独特的、充满现实意义，同时充满惊奇诗意的作品”。

　　也许，我的儿童文学理想一直寄托在《村小：生字课》一诗所营造的课堂氛围之中。这首代表作，发表二十多年以来，为我带来了不少的快乐和机缘。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99 童书在编辑出版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青年作者短篇佳作选本《挖·宝藏短篇》之后，在这首诗的背后又挖掘出了七十余首诗作，并不嫌稚嫩精心地选了又选，最后决定结集出版，并将书名定为《草丛里的那个孩子》。在我看来，自己被挖出来的当然不是什么“宝藏”，不过是一窝窝“土豆”而已。其实，土豆也不土，它生在泥土之中，却被城乡同时接受和喜爱，并且成为世界性的“粮食”，美食家们变着法子让它成为人见人爱的美味佳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个“草丛里的孩子”必然写着土豆一样的诗，而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诗篇，个个都是土豆。

　　至此，我的“土豆”已被匠心孤诣的编者全部“挖”出。编撰后期，看到编辑选定的目录，我曾欣喜地在电话里和责编郭良忠说，这些诗是我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你们编者的孩子了。他也开心地说：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其实，在这本小书面前，作者、编者和读者都是孩子，因为书中五颜六色的诗歌，与我们这些曾经的孩子和今天正在成长的孩子都关系密切；虽然我们未能在同一个童年成长，但我们却会因为这些诗歌的引领而走进同一个心灵世界。

　　总之，这是一本虔心而又纯粹的孩子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