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还孕育一方文化。比如中国辽阔之土地诞生大一统思想和农耕文化，而欧洲星罗棋布之列岛则诞生联盟思想和商品文化。不同的文化则诞生不同的文学。中国诗歌之意境由农耕文化来营造，而西方文学之悲剧则由希腊列岛上的诸神上演。就目前中国文学来说，南方沿海，都市林立，商品经济发达，都市文学和消费文学极其繁荣，而北方内陆，发展缓慢，农耕经济尚有很大的空间，所以乡土文学和传统的精英文学多占优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不同依然存在。再从小的区域来说，比如西北，陕西的秦文化和陕北的红色文化相互激荡，产生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陕军文学；宁夏以黄河浇灌的银川平原上孕育的农耕文化和干旱高原上隆起的回民文化为特征，生长出张贤亮、张承志和“三棵树”；新疆则以其边疆、农垦军团、荒漠等地理文化元素，派生出周涛、刘亮程、董立勃、李娟、沈苇等的多彩文学；青海高原则捧出昌耀的诗歌。那么甘肃的人文地理和文学呈现的景貌如何呢？

打开甘肃的地图，你很难说清她像什么。有人形容她像如意，两头大，中间长。其寄意很好。意念中，整个的甘肃说到底就是一条古丝绸之路从东向西狂舞而去，仿佛一条盘旋于中国西北角的潜龙。只是龙首深藏于陕西，龙尾摆向更为苍茫的西域。古道漫漫，沙海泱泱，这条曾经带领古中国翱翔于东方世界的长龙如今低吟长叹、黯然忧伤。唐诗里的边塞、胡天、美酒、夜光杯以及羌笛、胡笳，都似乎在宋之后暗淡、喑哑了。一场风沙将莫高窟轻轻掩埋。

甘肃是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的合称，是古道上的两个意象。兰州是清代才逐渐崛起的峰峦。黄河这条巨龙从千山万壑间狂奔而来，到了兰州忽然按住潮头，歇下狂念，在五泉山和白塔山之间汇成一汪洋，然后迂回曲折再向东去。兰州人就在这两山一水间经营。只是山太高，水太深，大雾常常暗压于冬日之街头，风吹不走，光驱不散。巨龙行至于此，是在韬光养晦？还是有朝一日一飞冲天？

深居兰州，你不得不在黄河之侧思索兰州之地理文脉和甘肃之兴衰。兰州是甘肃的中心。兰州兴，甘肃兴。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总是有人物出入于甘肃，仿佛出入于荒芜之边疆。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中更玄，兰州人仿佛李白来自西域，神秘莫测，诗意无穷。最近，一个叫沈佳音的作家写了篇《兰州，一个最江湖的城市》，将兰州渲染成一个诗意灿烂的边塞之城。但生于兰州、长于兰州的诗人、摇滚乐评人颜峻在新世纪之初发出“走出兰州”的呼喊。不少“兰州人”在新世纪的确在外面有了大的发展，如作家雪漠、杨显惠、叶舟、唐达天等。仿佛兰州成了深潭养鱼的好地方，但要发展，还要走出兰州。

《西游记》中西天之景多来自甘肃。丝绸之路是玄奘必经之道，所以，从兰州西的永登、天祝直到张掖、敦煌，一路都有唐僧取经图。向西，曾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向度。东土大唐虽是世俗文明的乐土，但信仰之路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中国盛唐时期精神的两极。因此，盛唐之音多弹自长安以西。边塞诗也多描摹甘肃和新疆之风情，不仅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王昌龄等活跃在甘肃一带，而且凉州也出现过李益、阴铿等这样的大诗人。但是，自宋以后，这种精神向度开始发生弯曲。一方面，佛教在中国已经完成自我建设，不需要再向“西天”取经，中国的精神文化已经走向儒释道合一的大一统，理学崛起，中国向内发展；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发现，另一个“西方”与中国开始接触。到了清末民初，“西方”——实际上向东、向南——成为中国的另一个精神向度。此时中国的文脉已彻底移至东南沿海。西北成为考古的战场，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列强与中国抢夺文物。黄沙慢慢被扒开。一批文人扑向那里。从郁达夫的散文和范长江的纪实文本《中国西北角》中可以看出西北之风尘弥漫。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乎未曾见过几个西北作家的名字，甘肃作家连半个影子也未见。

西北作家的崛起得益于毛泽东与陕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遗忘了几个朝代的西北突然间因为毛泽东的到来而红遍世界，从那时起直至今天，陕北就成为一个文化中心，文学则首当其冲。1942年，毛泽东又发表著名的《讲话》，乡土文学从此在西北崛起。此后，几次政治运动又把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发往西北，西北文学遂成气候。1980年代，西部文学成为一个显征。甘肃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渐露身影。邵振国、王家达等在那时是一些突兀的形象，甘肃文学尚无大的气象。

甘肃文学真正的声音来自新世纪，其气势犹如1990年代初扬起的那场黑色沙尘暴。那场沙尘暴起自凉州以北，而甘肃文坛新世纪初杀出的第一匹黑马就是凉州的雪漠。他的《大漠祭》写的正是西北农民如何与风沙斗争的酷烈镜像。而唐达天的《沙尘暴》直接写的就是那场“老天不让人活”的沙尘劫难。《大漠祭》之后，雪漠又写了《猎原》和《白虎关》，意欲为沙乡人立传。雪漠笔下的凉州风沙轻扬，贫困笼罩。这给雪漠带来了争议。凉州自汉代起，就是囤粮基地。唐时为西安之外的第二大城市，犹如今天之上海。所谓“金张掖”、“银武威”说的就是这个。有人说，雪漠的凉州似乎并非真正的凉州。凉州的另一位作家李学辉似乎是有意要补充“银武威”的历史印迹，花了很大精力完成了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写农民对土地的崇拜。然而，凉州的文庙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凉州之文化和历史却少有人去写。凉州的精神高地无人攀登。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漠三部曲”后，雪漠突然又抛出众说纷纭的《西夏咒》。他从自然的地理上升到文化的地脉。他意欲揭开凉州的历史一角，而这多来自想象。因为其先锋的笔触和宗教的诡秘使很多读者望而却步，但作者之大抱负不言而喻。然而，先天的不足阻挡了这些作家奋行的身姿，凉州大地那种雄浑博大、浪漫恣肆、天马行空的艺术气质始终没有人真正得要领。凉州，仍然是一种实相的存在，缺乏形而上的“天马”气象。

新世纪以来，甘肃作家群中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凉州籍人占了不少。除了雪漠的“大漠系列”外，史胜荣的“高校系列小说”都曾在全国有过不小的影响。叶舟、古马的诗歌以其新边塞诗和民歌体的特征倍受关注。还有写官场小说的唐达天、许开祯。凉州雄风再起。曾经有人以“凉州军团”来命名这支队伍。然而，尽管凉州雄风为甘肃文坛走向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仍然没有塑造出与铜奔马相比美的艺术力作。那匹汉朝的天马仍然孤独地飞翔在凉州人的梦里。

除了凉州，敦煌是丝绸之路上另一个重要的驿站。命运之手将一抹黄沙抹去，伟大的敦煌被世界发现。从此，敦煌作为一种意象将永远矗立于中国文化中。对敦煌的书写便成为甘肃作家开采的一大富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家达《敦煌之恋》算是甘肃作家在此掘的第一桶金。新世纪以来，诗人叶舟的《大敦煌》和作家冯玉雷的“敦煌”系列小说，以先锋的笔触进行书写和想象，都算得上是精品。然而，艺术女神所想象的敦煌文学似乎才是初露端倪，敦煌呼唤伟大的作家献身艺术。

黄河从巴颜喀拉怒发，龙形蜿蜒向海，至甘肃地界时，在玛曲首先形成第一弯，然后过积石，经兰州，下银川。据说，兰州九州台乃大禹分封九州的地方。登临九州台，向下望黄河，始知大禹时的黄河多么凶险，真乃一深潭也。但兰州没有多少文化积淀，准确地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凡是来过兰州的文人，都以诗、酒和牛肉面、手抓羊肉等概之。的确，在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里，煮酒为诗者居多。高平、汪玉良、何来虽已淡出诗坛，但从天津来支援大西北的李老乡宝刀未老。在他周围，聚集了娜夜、古马、人邻、阳飏、牛庆国等知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恬淡、自然、无为。道家的智慧被他们挥发得有了无限境界，个个都有都市隐者之风。

灯火阑珊之处，兰州的诗人们常常齐聚黄河之岸，朗诵自己的诗篇。诗人叶舟、高凯还请来各地诗人和作家助兴，不觉间，兰州变为一座诗歌的灯塔。“西部诗歌之夜”已持续多年。因为酒和羊肉的缘故，兰州的诗人们多少有些任侠之风。叶舟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其诗歌不仅移接西部民歌的浪漫因子和歌唱性，还从黄河里借来一股浩荡之气，故其诗情烈、雄放、壮观。高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有一股匪气，但他的诗歌里却满是天真、浪漫，有出奇不意之象。将那种浪漫、雄浑发挥极致的是王久辛。《狂雪》之后，他又创作了《大地夯歌》和散文集《绝世之鼎》等作品。西部的豪情、黄河的雄放一经与军人的正气相合，其诗中便有了万剑雄发之风和排山倒海之气。如此，兰州便称为一座诗歌的高原，甘肃也被称为诗歌大省，然而，一座没有大师的高原仍然是贫瘠的。兰州的诗人始终没有自觉的诗风和天然的个性，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是优秀的仿手。

而在渭河附近的天水，同样聚集了一大批诗人。王若冰、欣梓、叶梓等是其代表。天水是陇上另一文化名城，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有一卦台山，传说是伏羲画八卦的风水宝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和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都出自附近的三阳川。天水还是李白故里，杜甫草堂也有遗迹，文气尚存。天水又被称为秦城，很显然，秦文化最早也应该在此繁衍。因为这样一些存在，天水的诗人们便不自觉地往秦岭山脉寻古。王若冰即是其中之一。然而，昔日黄鹤杳去无踪，天水也只能是想象中的黄河之水。如今的天水诗歌不仅没有李白之雄放浪漫，也难有杜甫之沉郁顿挫，更没有气接道家之灵气。天水之人文历史还在等待有志之士去探掘。卦台默默，似在等待天才横空出世。

渭河又有一支流，便是泾河。泾河流入渭河，清浊分明，是天地间一大景观。泾河附近，便是天下黄土第一塬的董志塬。古云“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这里是天下粮仓陇东地区，陕甘宁三省区的交会处，系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沟壑区。华夏农耕文明的周祖就在这里稼穑、繁衍。初到兰州的马步升对他生存过的那片土地起初并不在意，写的是诸如《哈一刀》、《一点江湖》之类的任侠小说。直到近年来，他才魂归故乡，连续发表《青白盐》、《革命切片》、《陇东断代史》，试图用笔力翻开厚厚的黄土。显然，他在试图虚构一个他的陇东，一如雪漠的凉州。先锋作家尔雅也有了蜕变，在完成《蝶乱》和《非色》之后也将笔触伸向故乡通渭。就连专写城市小资小说的任向春也把秀笔挥向《河套平原》，大有重拾旧山河的气象。但是，这些乡土作品因为缺乏高蹈的精神向度，还因为作品在情色方面的不节制，致使这些努力归于平淡和平庸，离道尚有一定距离。

甘肃文学还有一个高原在甘南。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学是甘肃的一大特征，但是，在众多的群体中，甘南作家群格外引人注目。甘南是藏族安多文化的一个板块，因为有宗教中心夏河拉卜楞寺而成为藏族人的信仰高地。当汉人桑子、阿信来到一个叫“黑措”的地方，他们开始写诗。那个被称为“藏羚羊奔跑”的地方慢慢地因为诗歌而升腾。到了新世纪初，高原之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诗人，野花盛开，群山响应。然后，更多的汉族诗人到此旅游，回去的时候带着诗歌的鲜花。然后，甘南腹地不断被发现，玛曲、迭部、卓尼到处都有本地和外来诗人的身影。除了阿信、桑子的独吟，这里更多的是诗人的合唱。

与这些汉人相对而行的是，从甘南走出了一些作家，向兰州而去。他们是尕藏才旦、张存学、严英秀等。尕藏才旦的《首席金座活佛》和《红色土司》将目力探向信仰的高地和藏文化的深处，取材和立意可圈可点，但张存学和严英秀还未将笔力挺向高原。

2006年，一位不速之客踏进甘南迭部的扎尕那，并拜谒了高高的措美峰。他就是杨显惠。用了4年的功夫，这位60多岁的老作家踏遍甘南，每年都要住在藏人家里很长时间，终于捧出一部《甘南故事》。有人称其为非虚构写作。我倒宁愿称其为原生态写作。他说，历史是怎样的，我就怎样写。与前面诗人的歌唱不同，杨显惠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写甘南原生态文化的变迁。这是一种新的胸怀和气象。甘南高原因其而生辉。

然而，这座信仰的高原仍然在梦中空无一人，目前的写作离人们想象中的文学高原尚有很大距离。高原上的歌唱仍然缺乏大悲悯、大牺牲，超越民族、地域、时空并富有人性深度的大作品还没有出现。

新世纪以来，尽管甘肃文学较上个世纪来说有了大的飞跃，起码有了一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创作队伍。比如新世纪中期首批荣誉作家和后来的小说八骏。但是，除了邵振国、雪漠、杨显惠、娜夜等少数有明显美学特征的作家外，大部分作家在国内读者面前还是模糊的。分布在丝绸之路和黄河两带上的那些或明或暗的艺术之星也在焦虑地锤炼技艺，等待命运之神的垂青。由于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缓慢，甘肃有很多人还对文学怀有强烈的敬畏之心和热爱之情。甘肃拥有庞大的创作队伍，各地常常举办文学活动。这在东南沿海已经鲜见了。但是，如何使这两条巨龙腾飞？如何捧出伟大的艺术？这是甘肃作家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剖开黄土，显出真身。相对来讲，甘肃作家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充当学徒。魔幻现实主义流行，甘肃作家也魔幻。先锋派和口语派盛行，甘肃也会有诗人立于潮头。海子诗和纯诗被模仿之时，甘肃诗人首当其冲。乡土叙事和家族小说成为主流时，甘肃作家也蜂拥而上。甘肃的作家从来没有过自信。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很少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审视足下的土地，潮流性的写作太盛。丝绸之路文明和黄河文明这两个大宝藏，甘肃作家挖得很少，挖得深的更少，所以不能接地气，通灵气。但是，从大的文化范畴来看，甘肃作家只有深挖这两大宝藏，再用时代之炉烘烤、锻造，不更风、不焦虑，必将有与马踏飞燕相媲美的艺术瑰宝现世。

其次是跃出深潭，更新观念。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康德与福克纳的慢时代，可以一生足不出户即知天下事。时代的更新和淘汰极为迅疾。在这样的时代面前，甘肃作家需要走出家门，到外面去，甚至到世界上去，开眼界，长见识，新观念。新世纪以来，雪漠、马步升、王新军、唐达天等都是借各种机会到外面去学习、交流，甚至长期寄住发达城市。他们便成为最早走出去的几位作家。相反，有一些作家是走进来，用审视的目光考察甘肃，终成正果。如李老乡、邵振国、杨显惠等。要写出伟大之作，必须要以人类的大视野来深刻地思索历史资源和时代生存，必须以新的美学精神和形式去创造。唯有如此，才能飞龙冲天，一鸣惊人。

总之，甘肃的文学要更多地借丝绸之路的宝气、雄气和黄河的大气，一定要走出去，与时代交气，便会有腾飞之机。

作者简介：徐兆寿，1968年生，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戏剧与影视学和新闻传播学学科带头人。甘肃省电影协会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当代文艺评论》主编。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7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有《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8部，诗集有《麦穗之歌》等3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20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在电影方面，创作有电影剧本《天灾人祸》《生于1980》《鸠摩罗什》等，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和财政厅支持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研究》、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等十多项，出版《丝绸之路纪录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改编概论》《电影与文学的常道》《丝绸之路影视文化传播》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现代传播》《中国电视》等权威与核心报刊上发表数百篇影视评论与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