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以往的印象中给人荒凉、破败之感，总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遗忘。但总有一批西部的作家，在不断向古老的西部大地探寻中，承担起历史和文化的使命，以持续的书写建立起西北文学的谱系。徐兆寿的《西行悟道》是叶舟等人构建的西北文学谱系的延续，并为西部书写打开了全新的视域。徐兆寿以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西北，揭开资本主义文化的迷雾，为西北正名。

从最早的《荒原问道》，到现在的《西行悟道》，每次读兆寿的作品都让我十分感动，在这个情感已经被半机器化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对西北的乡愁，但这也是兆寿要反对我的地方，因为我对西北的乡愁是虚幻的，是自我欲望和意志的幻象的投射，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这个幻象里。而这恰恰也是《西行悟道》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西行悟道》是一本学斋里的书，它并非是考古学、历史学的著作，它是文学，是兆寿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和体悟到的西北的一切。而这种体悟应该被更多的人阅读到，被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种心灵和心念的触碰，是最重要的。

新西部文化谱系的赓续

从地理原因来说，大西北在很早以前是一片海洋，只是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但是这种生命底色的涌动是不会改变的。前段时间我去敦煌参加了叶舟《敦煌本记》的研讨会，当时我表达了一个观点，在我们的印象中大西北是什么颜色呢？黄沙漫漫、荒芜。但在徐兆寿的笔下，大西北是蓝色的，是有生命力的蓝、人性的蓝。在叶舟《敦煌本纪》的研讨会上我也提到了荷尔德林的那首诗：《在可爱的蓝色中》，在《西行悟道》中，我非常惊喜的也看到了这首诗，“地上可有尺规？/绝无。”这是我最喜爱的诗歌之一，也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所以大西北是蓝色的，这种蓝是生命之蓝。

所以我认为，在书写大西北的作家中，张承志是大西北的养子，而叶舟、杨显惠和徐兆寿是大西北的嫡子。张承志在很多年前非常激烈的批判今天的学者，尤其是所谓的人文学者。他说我们今天的人文学者，尤其是做这些田野考察的人文学者，将自己考察的对象当做一种习惯的投射，比如我曾经多次带我的学生考察西北，其实是我自己在北京的焦虑的释放和投射，这恰恰是对大西北的玷污。所以张承志说，所有的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人类考古学都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要与所研究的对象构成一种养子的关系，你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你跟他的血肉应该发生互动，因为张承志是北京人，所以它是大西北的养子。

但是叶舟、杨显惠和徐兆寿是大西北的嫡子，是大西北新生的孩子，这种情感是从心灵深处涌现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总讲到大西北的书写、腔调，最近我录了一段视频，讲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我就讲到了昌耀塑造的这个形象，特别类似于保罗?策兰的诗里来自远古部落的族长的形象，昌耀塑造的形象是大西北本身的形象。张承志也是。他最晚的一本书是《三十三年行半步》，当时我在西欧，他在我走之前送了我那本书，我当时在西欧的旅途中怀念我的“大西北”，写了一篇大概2000字的评论发给了腾讯新闻，但是后来我在法航上把那本书弄丢了。

此外还包括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西北书写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在西北书写的谱系上，今天应该加上徐兆寿，他变成了整个西部书写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徐兆寿的三部曲，《荒原问道》《鸠摩罗什》，和今天的《西行悟道》，这三部书已经构成了徐兆寿极具个人风格的新西部的书写。我们知道兆寿后面还要写更多的关于西部的作品，这个谱系的分量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十分期待这一点。

现代性视角下的文化反思

在《荒原问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画面，这是理解徐兆寿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点。我当年就是被这个感动的。徐兆寿从中国的东部上海——代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巅峰时刻（北京当然还暂时代表不了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巅峰高度），飞回兰州，当飞机飞到快到接近西部的时候，他看到下面连绵群山和荒漠，兆寿说他就哭了。当年他的《鸠摩罗什》出版，我就是被他这个镜头感动的，有时候文学就是非常的奇妙，一个词、一个句子、一种气息，就能把你感动。这个镜头在书中反复的出现，这是兆寿在用一种现代性的眼睛在审视西部。用一种高峰资本主义的视角在观看西部，在这个视角下，在这个文明的秩序里面，西部属于落后的、低等的。而这恰恰是徐兆寿要反对的地方，他要反对这种资本等级的秩序，重新反思西部文化的意义。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反思自己，当我处在北京时，我认为北京是文化的中心，我把西北理解为是我的奇观，能够作为我的一种弥补，我经常会陶醉在这样一种自我的幻觉里面，但是徐兆寿要反对这种幻觉。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飞机上几千米的高空俯视下的西北，而是飞机落地的那一刹那，从这种巅峰的资本主义的体验里抽身而出，真实的接触到大西北的黄沙荒漠，那里面的人民，那里面的面食。最高的生活和最低的生活，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徐兆寿的《西行悟道》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他对自己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路径的取向，他是有非常清醒的自觉意识的。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不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也不是一部考古学的著作，它是一本心灵之书，是徐兆寿作为西北的嫡子，用他生命的全部体验去理解的。这也是他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本文原刊于《新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