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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超|以“西行”为方法——《西行悟道》的一种读法

拿到这本书之后,放在我家的书桌上。我家小女儿路过之后看到《西行悟道》,便问这是孙悟空的故事吗?笑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未必不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故事当中,西行的故事大概有几个家喻户晓的。比如“张骞西行”,比如“西游记”,“文成公主进藏”,知名度也都还可以。现代以来当然也有人做学术,或者父母一辈所知道的。比如说《西行漫记》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徐兆寿老师在《西行悟道》中也补充了很多西行的故事,比如老子西行,所以西行其实是徐兆寿文学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和关键词,或者是结构方式。所以人们说他是新一代的张骞,是因为他非常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西行的一种方法,理解中国的方法,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和构建文学世界的方法。所以我就觉得我女儿未必不对,我开始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东”和“西”这两个地理坐标,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蕴的。

徐老师说了“地陷东南,天倾西北”,这个方向性是我们母亲河的流向,是我们对于中华大地纵深的一个想象,那就是“东西”。这也决定了中国人对于我们文明起源的想象,即由东到西这样的一种想象。其实我们说到“荒原”,我们会想到艾略特的那个“荒原”,但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性的、毁灭性的,荒芜的,是人性的一种灭绝和颓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荒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同时也是蕴含无限生机的地方。徐老师的“大荒”,一定也是回到西王母和周穆王的那个神话里面去。鲁迅先生曾经主办过一本刊物叫做《莽原》,我就觉得他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为鲁迅是非常喜欢《山海经》的,一次喝酒之后就决定办《莽原》这样一个刊物,在那个刊物上最早发表的几篇文章里都是历史政论文,讨论中国权利问题,因为那个杂志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名党黑暗统治的,所以他在《莽原》的文章里就讲到刑天,他非常喜欢刑天这个形象。他在《春末闲谈》里说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统治者权利要把人民变成无头的怪物,你只能挥舞,没有了头还活着,但他也说道就算如此,刑天也要去。他最后引用陶渊明的诗“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来讲述人民依然会有这种奋斗、革命的精神。按照徐老师的考证,刑天最后肯定会埋在常羊山,在今天甘肃的仇池山。所以这也符合徐兆寿老师文化考古的方法论。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荒之中是有无限生机的。所以这种坐标的想象和西部作为文明的起源,作为生机之所在,其实早已根植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化脉络之中。那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它,忽略它,或者遮蔽它?徐老师在这本书里非常高声的强调着他的方法,这就是西行的方法。他在《荒原问道》中讲道,他看见现代性思维从东部沿海登陆中国内地,像光晕一样一圈圈的向中国内部荡去,向西部扩张,这是他很重要的观点。当这个现代性到达西部的时候,被当地的原生态文化有力回击,所以可能是他非常清晰的、高声的、坚定的告诉我们说西部是中国文化的元气所在地,西部是今天中华文化的最后栖息地。原生态文明还散发着阵阵的袅袅炊烟。所以他西行和从东部到西部的旅途,是徐兆寿作为学者和作家非常自觉的、不断强调的一个选择,他非常清晰的勾勒出一个文学和学术研究上的西行的方法。因为兆寿老师是一个学者,一个大学老师,他也有很多的学术著述,是我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样一个老牌刊物的作者。当然我们刊物也刊登过研究徐教授《鸠摩罗什》的论文,因为我们做编辑的就觉得徐兆寿这样的作者,包括这样的作品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当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西部,如何处理佛教等域外文化进入到中国的问题,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文本。

首先,我是把《西行悟道》作为非虚构,作为一个文化散文来读的。这本书带给我一种力量,它有一种浑然的、酣畅的、坚毅的力量。从文学的角度上这是我直觉的阅读感受,我最近本来有点焦虑和疲惫,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紧张的精神就放松了下来,这是西部的魅力,文学的魅力,这是一个荒原的魅力。它蕴含的力量和天地之大的那种坚毅,会提醒我们所谓蝇营狗苟的东西其实只是很微小的。兆寿老师不仅颠覆了我们的中心论,他还颠覆了并不是一开始就地陷东南的这样一种常识。恰恰相反,西部是海,东部是山,这么大的一个地理天堑都会变化,何况我们很多小小的人事。而且我觉得徐兆寿的当代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徐老师的这本书里鲜明的指出他情感上和文学上的亲缘关系的作者是张承志,张承志与他之间的那种亲和关系可能超过其他的西部作家,包括昌耀和海子等等。第二,就是文本的构建方式。先说一下作者的一种思考方式或情感结构,即他与多种文明中心论进行对话。首先他与中原中心论对话。第二是东部中心论。第三是西方文明中心论。他清晰的与这三个中心论进行对话,所以他可能自觉地建立了一种西部中心论。假如我站在西部看世界、看历史会怎么样,所以他一路西行,提出西部中心论之后,世界的景观就变得不同。第三,是作为文化散文的构建方式,他会把最经典的部分、最集中的部分,比如说《老子》《论语》、佛经佛教和史实与自己个人行走的经历、见闻和文学等博杂的知识编织起来,进行一个重新的叙述。他会很确定的给你一些知识,让你既体味到知识的快乐,同时也会有文学上的浸润。比如《西行悟道》书中《高人》那一篇精彩的故事,是他在行走西部中的真实经历。所以会有人物的塑造,会有个人的情感。迅速行走的行动,是一个非虚构作家必须要有的能力。他有景物的描写,对于史实的个人理解,这都是他学术底蕴之后呈现出来的可靠结果。第四,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每一篇文章里经常会有一个开始,就是一个书生来到了凉州,一个青年从北京来到了西部,甚至会有佛像一路从印度行走到天水。他会很强调来到这里,会强调河西走廊的作用,丝绸之路的作用。我不断在想开篇中讲到他的写作,他有很多机会离开凉州,离开兰州,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在书写人物时也注重这种行走。兆寿老师在西部衔接很多伟大的人,伟大的文明,从这里出发到世界各地、到中原、到东部等等。他从内心深处或者情感上知道凉州是一个必经之路,停留之地,所以他会想到这些佛像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它们见证了什么?他不断强调“我可以走,可以去很多地方,但是我回来了,我留下了。”他内心深处可能也知道兰州是一个可以离开的地方,但依然选择留在了这里。

我觉得他也带出了一个问题,像凉州、像西部这样的地方,我们这些在东部长大、生活的人,有一种远方的镜像,一种纸上的乡愁。但是那个地方如何成为中国人、当代人的故乡,成为当代人愿意停留的地方,必须有人之后才能成为我们中国一个固定的坐标,而不是我们去过的走过的这样的地方。其实兆寿老师不经意之间从文学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想我女儿的那个问题未必不是一个好问题,即这是不是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如果这是孙悟空的故事,这将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这将成为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将成为我们认识当代西部的一个重要文本。我们知道《西游记》中孙悟空本来能飞但要陪着师父走,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成佛的故事;是一个信守诺言、一诺千金、忠诚不二的故事;也是一个不畏强权、反抗的故事。所以孙悟空的故事为什么内化于我们中国的情感结构中,因为它是多元的。兆寿老师《西行问道》这本书是修行的故事,所以他有问道、悟道等等。他要追索一个方向,他也提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兰州,是西部。我的故乡这样一个伟大而辉煌的地方在今天怎么办?它能否进入东部的视野,能否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中?所以西部问题是我们自我的一个疑问,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深深的内化在我们心中,美国那么远,那里的事我们都知道,兰州这么近就觉得它离我们很远,这个基本的中心论是这样衡量下来的。

徐兆寿老师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虽然是个学者,我可以劝他多给我们投些稿,但我认为他作家、散文家的身份更为重要。他作为作家,用文学故事把历史和我们今天的关系联系起来。为什么我说我女儿的问题也许是对的,他将我们的眼光、心理和头脑再次引渡向西部,让我们去关注它。我们不仅仅是去那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思想的对象,作为拷问我们是否是东部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坐标。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几乎不敢想象,如果我们当代中国没有昌耀,没有海子,没有张承志,没有刘亮程,没有远去西行的红柯,没有马丽华,没有兆寿老师书里提到的很多作家,我们如何面对那些凉州词的作者,塞外诗的作者?怎么面对《西游记》的作者和读者?难道我们不具备我们祖先那样的眼光和情感去歌颂、书写和记住我们的西部吗?所以我觉得要感谢徐兆寿老师,要感谢我们西部文学和西部作家,他们把我们的心灵和头脑引渡向了西部,这是多么的重要。那是我们文明的起源,那是无限生机蕴含的地方。以“西行”为方法,《西行悟道》为我们标识出了一种西行的路径和文明的坐标,而更多的人将沿着这条古道,去追寻那些久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本文刊于《新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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